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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子历史和事迹——姚溱
大同学子历史和事迹——姚溱
【作者/来自】网站管理员 【发表时间】2012/7/13 
 

     

1921.31966.7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记者、编辑、军事评论家。

笔名丁静、秦上校、马里宁等。

1921320生于江苏南通县金沙镇。上中学时就投入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在中共江北特为领导下,参加党的机关刊物《大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肆业,因工作需要赴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筹建新四军江淮大学。后被调至新华社华中总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文委的领导工作,并以姚澄波的化名在《中国建设》杂志任编辑,同时主编《消息》三日刊,后又负责联系《文萃》周刊(后改名为《文萃丛刊》),并以丁静、秦佐的笔名撰写军事评论文章。

1947年初至1948年中期,先后用秦上校、萨利根,马可宁等笔名在《时代日报》、《时代》周刊上连续发表“半周军事述评”、巧妙地介绍人民解放战争各战场真实情况,分析战局的变化发展,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810月,被国民党统特务逮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副部长,并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此外,还担任《红旗》杂志国际问题评论文章的特约撰稿人。

“文革”浩劫开始不久,遭到诬陷和迫害,于1966723日含冤去世。

 

何人“秦上校”当年费疑猜

1946年,国民党撕毁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反党反人民的内战以后,在上海滩上,忽然出现了一位军事评论家——秦上校,连续在《时代日报》上发表见解精辟的军事评论,分析内战的态势,给千百万读者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真相和发展趋势,预言全国人民解放的曙光就要来临。顿时,“秦上校”的军事评论不胫而走,鼓舞和教育了无数读者去迎接这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位“秦上校”一定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吧?当时许多读者都这么猜想。其实“秦上校”原是一介书生——姚溱!

在我的共产党人朋友中,要数姚溱的年龄最小了。“文革”刚刚开始,1966723日,他就死于非命,当时不过4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英年。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刚届古稀,以他的精力和才情,仍大有可为。

我们党的抗日烽火中发现和培养了姚溱。他文思敏捷,才气横溢,工作时举重若轻,精力过人,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他进一步得到锻炼,成为杰出的宣传家。如今,距他去世已经25个年头了,但他的热情、他的机锋,甚至他17岁时风度翩翩的通州少年形象,到现在还常来到我的眼底心头,我深深感到“浩劫”这个词的份量……

南通贵公子  入党未成年

我和姚溱相识,时间是1938年夏天。

那年8月,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敌后和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派一批同志到苏北的南通、如皋一带开展工作,并指定我(任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南通第七区即金沙区的工作)和陈伟达(负责军事工作)、吴佐成(原名吴子良,负责统战工作)三人组成江北特区委员会。吴佐成先期过江,待我和陈伟达到达当时的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和县党部所在地金沙镇时,吴已等候我们多时。吴佐成随即把我们安排在姚溱家里住。在姚家,我们开始了江北特委的工作。

这样,我认识了姚溱。

姚溱当时17岁,对这个岁数我印象特深是有原因的——几个月后,江北特委吸收第一批党员,根据姚溱的表现,自然是建党的头号对象,但此时却发现他还不够规定的18岁入党年龄。为此向领导我的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作了汇报,经过沙文汉的批准,姚溱才算正式入党。

姚溱虽然只有17岁,但在当地,却已颇有文名了,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期间,南通报刊已经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就积极组织当地学生的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前夕,还邀集进步同学搞了个“友声社”,共同阅读和讨论进步书刊和积极宣传抗日。南通城本来不大,姚溱名声友不小,他的所作所为,学校当局当然是知道的。指示碍于他父亲的声望,不敢找他麻烦。

姚溱的父亲姚味香,是地方上著名士绅,老国民党员,曾在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过,宦海浮沉多年,,表面世故,心里明白,对儿子的进步活动实际上是默许的。

金沙镇距南通县城(即今南通市)40里(县城已于1938317日为日寇侵占)。县政府机关就设在姚溱家开粮店的房子里,我们则是作为姚溱的客人住在姚家,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味香先生。老先生总是客客气气,从不过问我们的活动,心照不宣而己。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姚溱自然是有影响的,不满18岁的毛头小伙子,但交谈、举止已十分老练,完全是一副“大人”模样,谁也不把他当孩子看。他所交往的朋友,像李俊民、叶胥朝、顾民元、马一行、吴天石、史白等人,年龄都比他大得多,实际上还是他的父执或师长一辈的进步人物,有的还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但姚溱老到的说理、精辟的立论,还是使这些人折服。即便在同辈的赵琅、单仲次、顾尔钥、郭葆全、葛祖慧、沈馥这些人中,姚溱也还是小弟弟,可照样是公认的青年领导。

但是担任金沙区区长的俞谷澄也倾向进步,积极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俞谷澄给了我一个区公所“职员”的名义,让我筹划抗日救亡活动。我抓住时机,迅速在区公所成立了青年抗日宣传队,接着组建了有一百来人的抗日自卫队。而姚溱就是这两个队的骨干分子,还被选为自卫队政训员。国民党县党部在金沙镇办了份《新通报》,编辑人员是李俊民、吴天石、吴沐初等人,这样一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姚溱见缝插针,经常在《新通报》发表评论文章。他的精力确实过人,宣传队、自卫队的工作已经够忙的了,《新通报》的评论已是额外负担,他居然还请缨为特为办了份名为“大众”的刊物。。于是,姚溱又包办了《大众》的编排、校队、发行等一应琐细工作,至于为《大众》写文章更是不在话下。

我的感觉是,姚溱热情洋溢,一刻也闲不住,几乎为精力过剩所苦。真想不到,他马上就吃了“闲不住”的亏。

向往新四军 被当作“特嫌”

就在姚溱他们几个入党不久,日寇又侵占了金沙镇,我们撤到乡间打游击。我们是地方武装,一两个月里转战荒野,昼伏夜行,相当艰苦。这样的生活,对于我们这种“老兵”倒也罢了,但姚溱却受不了,他向往新四军火热的战斗环境,他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真刀真枪地交锋。于是,不经党组织批准,他和一个姓梁的同乡青年一起找关系跑到新四军那边去,被分配到军部直属战地服务团。不幸的是,他这么莽莽撞撞地跑到新四军军部,军部不摸底细,难免被怀疑,所以姚溱在战地服务团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为“特嫌”关系(这种“嫌疑”自然毫无根据)被赶了出来,他只得重返故乡,时间大约是1940年春天。

姚溱回到家乡时,我已转移到如皋县的塘镇,这里是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和县党部的所在地,而马塘区区长又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叶胥朝,我得以在叶的拥护下进行工作。姚溱打听到我在马塘,跑来找我,要求分配工作,并希望恢复组织关系。

分配工作,好办。我让他到国民党保安一旅,在周一峰同志领导下工作。至于党籍,一时却不好办。按照党的纪律,他算是自动脱党,关系不能马上恢复。但我还是鼓励他,只要好好工作,组织上是会考虑他的要求的。我心里清楚:他毕竟只有十七八岁!

“孤岛”大学生   写作有文名

19408月,我被江苏省委调回上海,接替即将离任的孙冶方同志担任文委书记。

不久,姚溱也来到上海,在他父亲的督促下,考取了办在租界里的大同大学中文系,重新当起学生来。在他的心里,始终以为自己是面对红旗宣过誓的共产党员,必须永远投身在革命斗争中。因此,进了大同大学,立即积极地参加一些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当时有个叫“新人社”的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活跃。另有一个组织,叫“一心社”,与新人社桴鼓相应,关系密切。我的上级领导人沙文汉曾对我说,“新人社”这个组织的政治态度令人感到过“左”,背景还搞不清楚,可以考虑着人打进这个组织的领导层了解一下,以便决定对这个组织的态度。

正在这时,姚溱找到了我,向我汇报了他来上海后的情况,并要求我经常给予帮助。我向沙文汉汇报了姚溱的情况,沙文汉要我暂时以个人关系和姚溱联系,并布置他打进“新人社”这个组织,至于党籍问题,需经过一个时期考察后再定。

姚溱也真不辱使命,他活动能力强,且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善于应对,又同吴辙合作,以“新人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知识与生活》杂志,因而很快就取得了“新人社”领导层(当时是黄特、刘涟、陈垦等人)的器重,进入了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圈子。这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姚溱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名副其实地成为他“我的大学”时期。当时地下党主办、梅益主编的《上海周报》和《学习》杂志,他当然是每期必读;只要是能买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他都千方百计觅得,认真攻读。姚溱禀赋本来就高,记忆力很强,悟性又好,很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经过这一阶段的勤奋学习,他在马克思注意理论修养方面提高很快。这段时间里,他在解决组织关系问题上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在学习方面的巨大收获是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为他以后的工作和写作打下了基础。姚溱解放初年龄还不到30,很快担任上海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既胜任又愉快,是和这个时期的苦读分不开的。

姚溱在“新人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仍没有发现该社有什么确凿有问题的背景。但由于黄特、刘涟(他们是夫妇)的历史可疑,这个社背景可疑的判断也不好排除。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组织的基本群众绝大多数是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后来同姚溱成为终身伴侣的韩静就是在这个时期与他相识并相爱的,韩静也是“一心社”成员)。

这时,上海的环境日益险恶,“新人社”、“一心社”的面目一向“左”得可爱,看来也没法继续存在下去了。为了保护这些爱国青年不致遭到敌伪特工人员的迫害,也为了最终搞清楚这两个组织的真实背景,江苏省委决定,以这两个组织已引起敌伪注意为理由,动员他们分散投奔新四军的敌后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接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沙场。这一提议对两个社的爱国青年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因此,一经动员,两社广大爱国青年纷纷渡江去根据地找新四军,于是,“新人社”、“一心社”无形中就解体了。正和姚溱相爱的韩静也被动员到新四军叶飞的部队,参加了那里的文工团,同时到达叶飞部队的还有黄特——“新人社”的头儿。

再赴新四军  误会锁囚笼

也巧,这时新四军正在进行“肃反行动”,而黄特在上海时就已被怀疑,因此一到新四军就被扣押起来进行审查。真是无巧不成书,黄特被扣押不久,鬼使神差,姚溱也闯到叶飞所部的驻地,于是,也被扣押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姚溱这时已在上海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刚好老家有点家事需要他回去处理,他匆匆跑来向我请假,我曾特别提醒他:速去速回,千万别去根据地活动,以免暴露地下党身份,惹出麻烦。可是这个20岁的小伙子毕竟不成熟,又一次违反了纪律,结果还是“惹出麻烦”。原来他回到家乡办完事后,怎么也放不下思念已久近在咫尺的韩静——因为韩静到了新四军以后毫无音讯,再说他的家乡距新四军叶飞部的驻地不算太远,不到一天路程。于是,他就自说自话地闯了去。

谁知不仅黄特被扣,韩静也是被暗中审查对象,她的一切来往信件都被扣押审查,所以姚溱去信她浑然不知;她写信,姚溱也无从收阅。对姚溱来说,韩静自然音信全无。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真是“自投罗网”。

姚溱和黄特被关在一起,但黄特不久就趁管理人员一时疏忽逃回上海。这一来,姚溱被看管得更紧了。

这一切,我并不知情,等到姚溱久久不归,感到蹊跷,跑到他父亲处询问,才知道她被新四军扣留的事。随即通过内部交通写信告诉了原江北特委成员、当时正在苏北根据地工作的洪泽,请他向叶飞部队说明情况,这才将姚溱放回上海。

这以后,姚溱成熟了。

江淮烽烟急  为党鼓与呼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党的领导机关和难以在上海立足的干部撤离上海。当时和我一起负责文委工作的梅益,被省委指定负责筹建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四军江淮大学(由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的韦悫任校长),姚溱也被调去协助梅益做筹建工作,之后即留在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为党鼓与呼,直至1946年初重返上海。

19423月,我因联系“新人社”骨干之一的吴辙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苏州河以北的新亚大楼。三个月后,我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后在我爱人吴小佩陪同下,经地下交通线,带着一身伤病来到淮南大柳营医院治病。这时,江苏省委的领导成员都已撤退到淮南根据地的顾家圩子。我在大柳营也没有待多久,敌人要“扫荡”,我们这些病号都被分散住在老百姓家,定期接受医生诊治。这样过了三两个月,我的身体基本康复。一次,我打听到姚溱正在淮南区党委的《淮南日报》社工作,是这份报纸的副主编,而这个报社就在离我的住处十多里的村庄里。于是,我在一位老乡的指引下,兴冲冲地寻到了那个村庄,还真找到了姚溱。他虽然清瘦了些,但精神挺好。就别重逢,畅叙别后,那真是一次十分动情的会面。那天,他给我介绍了当时担任报社社长兼主笔的包之静同志。包之静后来私下多我说:姚溱工作不错,写作能力很强,是个人才。只是神经有点不对劲,夜里常说胡话,有时在梦中痛哭,好像有很重的思想负担。

这也难怪,他还太年轻。17岁入党后,短短几年来,就因为上面提到的两次擅自行动,违反了党的纪律而受到组织的批评,对于这样的挫折,他岂能无动于衷?像他这种家庭背景出身的“才子”,感情脆弱一些并不奇怪,我深信他将来阅历丰富了,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后,这些弱点是可以克服的。

事实证明,姚溱的这些弱点很快就得到克服。

1943年春,我们夫妇及上海地下党的七八个干部随刘宁一经苏、皖、陕诸省时而沦陷区,时而国统区,那真是备尝艰辛!长途跋涉到了延安,所幸康生借着整风运动搞的狂风暴雨式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了,整风运动接近尾声。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四部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就迎来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急需干部,我们又跟随刘晓经晋、冀、鲁诸省的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江苏淮安。同行的同志陆续返回上海,我被留在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还是我在上海时的老领导沙文汉),当了半年调研科长。这时姚溱也已调到华中分局新华社任编辑部副主任。新华社驻地是淮阴县,离淮安不远,且常有公家便车可以搭乘,交通还算方便。这样,我又跑到淮阴去看他,并认识了他新婚的夫人韩静。之后,他们夫妇也到淮安来看过我,这次我发现姚溱的精神状态比在《淮南日报》时好得多,也许是抗战胜利和新婚的两重喜庆,他显得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眉宇间洋溢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但我对他的工作情况并不了解。后来沙文汉告诉过我:姚溱在新华社工作得不错,很受领导器重,结论还是那句话:是个人才。

重返上海滩  驰骋在报坛

1946年初,国共和谈正在紧张进行之际,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铁定了打内战的心。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原准备迁上海复刊,但因遭到国民党的多方阻扰而作罢。党中央指示中共驻沪办事处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要尽快出版在党领导之下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合法报刊。

姚溱就在此时从苏北解放区调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根据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的指示,在梅益帮助下,首先成立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它是党内统一领导宣传工作的组织。刘长胜指定姚溱为宣委会书记(先后担任委员的有陈虞孙、艾寒松、郑森禹、王楚良等人)。姚溱就立即进入角色,迅速地与在各报刊工作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还代表地下党的宣传系统与中共驻沪办事处的有关同志取得工作联系。同时,他和梅益一起,通过参加座谈会、聚餐会,或者进行个别拜访,同文化、新闻、出版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许广平、郑振铎、唐、柯灵、徐铸成、宦乡、金仲华、冯宾符、吴景崧、赵超构这样一些人士(其中宦乡和冯宾符不久即参加了共产党)。姚溱就是通过党内外这两个渠道,及时地把党对时局和重大问题的政策意见,传达到党内外人士那里(这时期我已从苏北调回上海,刘晓要我仍然负责文委工作,与姚溱组成文委的领导班子)。

这时的上海进步报刊蔚为大观,除了由中共驻沪办事处直接出版的《群众》杂志(潘梓年主编)外,实际为党掌握的有《时代日报》(以苏商名义出版,总编辑为姜椿芳)、《联合时报》(被迫停刊后改出《联合晚报》,刘遵祺、陈翰伯主编),《文萃》周刊(先后由孟秋江、黎澍主编,黎澍又亲自主持了这份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和《消息》半周刊(姚溱和方行一起编辑)。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编辑出版的《世界知识》(金仲华、冯宾符主编)、《民主》(郑振铎主编)、《周报》(唐弢、柯灵主编)、《国讯》(黄炎培、杨卫玉主编)以及王艮仲主办、高祖文主编的《中国建设》。1948年初,为了职业掩护,也为把《中国建设》这本学术刊物办得更好,我又把姚溱介绍到王艮仲那里当编辑,结果王对姚的工作大为满意。

严宝礼主办的《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之初,违背了它在抗战期间坚持爱国进步的传统,结果是销路大减,亏损严重。后经姚溱和陈虞孙(当时陈已在《文汇报》任编辑)出面,动员宦乡到《文汇报》主持笔政,又由中共方面主编过《文萃》的孟秋江担任《文汇报》采访部主任,《文汇报》的面貌于是大变,重新转到民主进步方面来。由于国民党的多方留难,迟至19465月才在上海与读者见面的《新民晚报》仍不失其独立敢言的公正风度,深受上海读者的欢迎。

因此,真正能够控制当时新闻界局面的,并不是国民党,而是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姚溱正是我们党在当年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组织宣传阵地的将才。

既有“秦上校”又出“马里宁”

自从1940年姚溱到上海报考大同大学起,他多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时期是他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段时间。看来前几年他在解放区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锻炼,政治觉悟、政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所以,这个时期能把头绪纷繁、异常忙乱的工作处理得有条有理,得心应手。

他的过人之处是工作、写作从不偏废。工作再忙,必须写的文章照写不误,并按时交稿,而且两方面都堪称大手笔。

那么多组织、联系、宣传工作,还要同时编几份杂志,已经大不易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写出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的同时,居然还以一枝文人的笔写出一系列令国民党丧胆、让老百姓称快、脍灸人口、传诵一时、几至洛阳纸贵的军事评论文章来!

当时的上海人,凡是关心解放战争和时局发展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苏商办的《时代日报》经常登载署名“秦上校”的军事评论文章,文章的栏目是“半周军事述评”。每逢刊有军事述评的一天,《时代日报》就必须加印几千份,可仍然被抢购一空,影响所及,甚至远在香港的进步报刊,也纷纷打听作者,指名索稿。一时社会上纷纷猜测:“秦上校”是何许人?多数人确信必是一位军界耆宿,谁知作者竟是一位二十几岁的文化人!

写军事评论,只能是夜深人静时分。首先,他每晚都要收听延安新华社有关战况的广播(这件事多数由妻子韩静代劳),这是撰写军事评论的基础(但这部分材料只字也不能用),然后再查阅各种中英文报刊,特别是从国民党报纸所公布的战报夹缝中寻找矛盾,据以撰文揭露事实真相,并暗示战事的发展前景。因此,,姚溱所写的军事评论,不但材料丰富,说理透彻,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中出现的材料都是英文报纸和国民党报纸中公开披露了的),无可挑剔。国民党的报纸把自已的战果吹得天花乱坠,读者本来就疑信参半,如今读了“秦上校”的评论,才恍然大悟,不得不击节叹服。更妙的是“秦上校”不仅在《时代日报》笔走龙蛇,继而《展望》周刊也出现了署名“波光”的一周军事评论,与《时代日报》前后呼应。上海舆论界一下子冒出这么两个目光敏锐、笔锋犀利的军事评论家来,使国民党左右受敌,苦不堪言。殊不知这个“波光”不是别人,和“秦上校一样,都是姚溱扮演的。

这样精彩的军事评论风靡上海,国民党当局哪里吃得消?狗急跳墙,于是,《时代日报》终以“煽动学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的罪名被查封,时间是194863日。《时代日报》停刊后,《展望》上“波光”的一周军事评论照写不误,《时代》半月刊又出现署名“马里宁”的军事评论,与“秦上校”的文章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这个“马里宁”还是姚溱。面对这样的战士,国民党只能徒唤奈何了!

这些光彩夺目的评论,直到姚溱被捕,才告一段落。

需要说明的是,姚溱被捕后,《展望》周刊仍然继续发表了一篇署名“波光”的军事评论,那是我为了迷惑敌人,仿效姚溱的笔调撰写的。至于19492月姚溱出狱以后,《展望》最后几期的军事评论,则是王楚良在姚溱指导下写的。

系狱何所惧  跳楼响警钟

194810月,辽沈战役胜利在望,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战幕即将拉开,姚溱的军事评论正可以大写特写之时,他被捕了。

那天,姚溱刚刚约见了李正文,正沿着同孚路向北走,准备回静安大楼住处。忽然发现有一辆吉普车紧紧跟在他后面,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被盯上了,赶紧拐向一条弄堂,以便甩掉尾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刚拐弯,吉普车戛然而止,车上跳下三条大汉,冲过来把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就是从新四军逃出来的黄特。不容姚溱分说,把他挟上吉普车,开到亚尔培路2号(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特务上海办事处本部。特务立即对他进行审讯,并用了刑。姚溱坚持自己只是《中国建设》的编辑,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特务马上到《中国建设》杂志社进行搜查,发现他父母在延庆路的住处后,又赶到延庆路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可是姚溱这时候最耽心的却是他的被捕没人知道,有关同志不能及时隐蔽。为了向外报警,他趁特务一时疏忽,猛从二楼窗口跳了下去。正好楼下停着一辆招揽生意的老虎车,他跳下来时恰好落在老虎车夫的身上,结果砸伤了车夫,自己也擦破手臂并受了腰伤,又被特务抓回去送进提篮桥监狱医院。

实际上,特务们到处搜查,已经起了报警作用,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得到了姚溱被捕的消息,于是就展开了营救姚溱的工作。

当时的营救工作是分四条线路进行的。一条是他父亲走国民党上层路线,好像是走立法委员覃振的路子;一条是《中国建设》老板王艮仲出面,极力担保姚溱是“安份文人”;一条是由我委托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严景耀(他是雷洁琼的丈夫,当时我已经以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同他们建立了经常联系),请他设法保护和营救;最后一条是经过党的情报系统进行营救,这四条路线可能都起了一定作用,但究竟哪一条起了关键作用,就搞不清楚了。反正,19492月,姚溱由他父亲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就被安排在王楚良、顾锦心的住处隐蔽起来,好在顾锦心当时是搞医务工作的,可以就近对他的伤病给予照顾。自然,韩静也就随待左右了。

鹏程正万里   英才遽凋零

上海解放时,姚溱的身体已经康复,起先在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任处长,在夏衍领导下主管报刊、出版、广播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出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他只有30岁,大家都叫他“小姚”,他的工作才能深得陈毅和夏衍的嘉许。

1954年,姚溱调到中央宣传部,由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而处长,而中宣部副部长。由于他的才思敏捷、博闻强记,深得中央领导器重,曾多次因国际宣传方面的专长而随同刘少奇、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也因工作需要,提请委任他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管人大常委会有关国际宣传事宜。

记得60年代开始,古巴革命取得胜利。这个新生的加勒比海岛国的消息为近在咫尺的美国所封锁。姚溱受命率领两个随行记者去拉丁美洲访问。由于他的机智勇敢,得以突破阻扰,闯进古巴,获得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第一手材料,迅即向国内和全世界作了关于古巴真实情况的报道,打破了美国的新闻封锁,他也因此被选任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在那些年,姚溱那枝说理透辟、文采斐然的笔又派上了用场。他经常和乔冠华、王力合作,以“于兆力”的笔名,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有关国际重大问题的论文,一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作家。后来他应邀介入撰写《二月提纲》。当时康生不仅参与主持,还陪同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谁知后来《二月提纲》竟被康生诬为在彭真主使下,背着毛泽东炮制的“反革命文件”。翻手作云、覆手为雨的鬼蜮伎俩闹到这般地步,天真、正直的姚溱哪里想得到!

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姚溱有口不能辩,终于,姚溱只有“玉碎”一条路了。一天,他痛口地对妻子韩静说:“我十二万分地对不起你,这个家就交给你啦!”韩静觉察到他的情绪不对,就向中宣部党委作了汇报。可是党委会的人大概也自身难保,并未在意,由于韩静自己也必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不可能呆在家里守着他,结果,1966723日,这位才气横溢的“秦上校”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重重政治诬陷和迫害下含冤逝世了。

姚溱刚调到北京时,我在高教部任工业教育司司长,住在高教部大院内。他的居处就在高教部南面的一个胡同里,居处相近,交往也多。节假日,常邀姚溱和当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到夏衍家小聚,经常在座的还有乔冠华、姜椿芳以及尚不那么显赫的王力。偶然,我们也打打“百分”,但更多的时间是纵论国际时事,然后是叨扰一顿夏公家可口的饭菜。其时姚溱辩才无碍,妙语如珠;我们都相信以他的才华修养,一定能担负更为重要的责任,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建立辉煌的业绩。如今乔冠华、姜椿芳虽以作古,但91岁的夏公,81岁的我,79岁的梅益都还建在,而最年轻的姚溱却已离开我们25年了!

姚溱的冤案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时已彻底平反,他被确认为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想,假如姚溱泉下有知,虽然还可能不无遗憾,但总可以安息了吧!

 

                                              作于1991

 

注:唐守愚(1910——1992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曾任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文革”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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